题记：从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营山清官不少。他们大都是从省外或省内其它地方调派到营山来任职的，也有营山本地的。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营山廉洁从政、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良好世风普遍高涨，出现了很多勤政、廉洁、为民的好干部。这里，特选编几位政绩突出、影响较大的父母官的清廉故事，供大家学习借鉴。
清如明镜的任政格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四川邻水县举人任政格到营山任知事（注：清朝时，县政府叫知县公署，县长叫知县，民国以来改为知事公署，县长叫知事）。他一上任，立即将知事公署改名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为了做出政绩，他首先在县政府大堂后面自己的寝室中贴出自写的“泽被民生”四个大字。以约束和激励自己要为营山百姓谋福祉，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继而整顿机关 职员旧的思想工作作风。他要求机关职员按时作息，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下乡办事，不准随意向群众伸手，不准贪赃枉法。在农村，他还规定，不准对农民烂征粮款。为了了解民情，他经常深入民间明察暗访。当时营山是防区时代，川军20军邓锡侯的十一师师长罗泽洲率部驻防营山。曾有民情反映，驻军纪律很差，在民间有随意捉老百姓的鸡鸭、敛财，甚至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任县长了解民情后，立即主动面见罗师长，满口答应罗师长提出的保证提供军队士兵的粮饷，他希望罗师长整顿军纪，爱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罗师长满口应承，连连称是。从此以后，社会秩序大大改观，人心安定，百姓拍手赞扬任县长这一功绩。一时间，城乡出现了“路不失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任县长还亲自带领稽查队，深入县城各条街巷和48乡镇经常巡回巡逻检查。遇有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他都亲自审讯，秉公断案，不循私情，也不怨其烦。
在任县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为营山地方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调动国家资金，组织人力财力物力，兴建了“绥园”（即今会展中心广场）和模范街。同时，将磨子街至外西街的烂泥路改建成沙石路。为了振兴营山经济，任县长组织倡修了营（山）、蓬（安）简易公路，并在成都购中型汽车一辆，在南充嘉陵江用船运到蓬安周口河岸，再抬上公路，开到营山。这是营山有史以来，有了第一条公路和第一辆汽车。他对建设营山的每一笔支出、每一张发票，都要亲自过目审查。他从不在建设资金中截留占便宜，杜绝贪污受贿。同时，也防止了办事人员的贪污腐化。
在任县长离任那天，县城百姓发现他的行李，只有一个简易的箱子。在他跨出县府大门时，许多老百姓哭着为他送行，从正西街至外西街的西城桥（今兴隆路口），沿街两旁居民，家家户户门前自发的放了一盆清水，水中放了一把镜子，表示对这位县长清正廉洁的称颂。当任县长走到外西街龚家祠堂门前时（今城关中学大门附近），一位做木料生意的老人名叫张国治，大声说道：“任老爷啊！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啊！你为营山百姓办了那么多好事，不贪不沾，一贫如洗，你清如水明如镜啊！我们永远怀念你啊！”。
任政格县长离县后，县城老百姓们十分怀念他。由外西街的张国治老人在百姓中发起募捐，在翠屏山（今妇幼保健院后山）请工匠艺人修了一个似庙非庙的四方石孔穴，里面塑起了任政格塑像。解放后的1951年土改后，才被折毁。
忧国忧民的邓虎章
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的邓虎章，曾任教于四川大学附中和石室中学。他一生鼓吹民主政治，宣传平民教育救国，深受群众爱戴。民国25年（公元1936年）春，邓虎章参加四川省政府举办的县政人员训练班。当年夏，时逢营山天干，农村田土龟裂，秧子栽不下去，群众生活无着，吃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度日。十余万饥民逃荒求食。邓虎章临危受命到营山任县长。他一上任，就在县政府大堂上写了“以仁亲民众，以铁作纪律，以血卫国家”和“变政先变俗，革命先革心”的木刻标语和楹联，表明他到营山一定要从严整饬吏治，改变颓废的国民世风的决心。他开会向县府工作人员说：“从县长到雇员，从今天起，一律都在大厅里集体办公，由秘书考勤”。在会客厅立有“来客注意，谈公不谈私，更不能涉及讼事”的警世牌。为了深入了解民间旱情，他跑遍了营山的山山水水，眼见百姓饥饿惨不忍睹的情景，使他的良心增加了正直和勇气。他一方面积极组织发动百姓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互相关怀，稳定民心。一方面他亲自组织请愿团赴成都，向省政府求援开仓放粮，同时赴重庆和成都向营山同乡募捐，效益颇丰。回县后，他积极组织慈善团体，在城乡设施粥点，赈救灾民，很快缓解了灾情。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泸沟桥发动“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邓县长思想开明，爱国爱民，他亲自到营山中学向师生们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同时发动各机关法团在县城各条大街搭台宣传抗日，一时间，报告会、宣传队、壁报队、歌泳队、戏剧队、活报剧队遍布城乡，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大大地鼓舞了营山人民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为了积极抗日，邓县长在全县推行全民武装，他首先要求县城各机关法团和城市居民都要参加军事训练，做到全民武装，全民皆兵，作好全面抗战的准备。在县府，他要求机关职员带头，天亮炮一响十分钟后到二体育场（今县政府办公大楼后职工宿舍处）集合训练。对县城各条街的居民，也建立了早睡早起制度，天亮炮一响必须开门。青壮年按保甲编成分队、中队，由专职军人任队长，组织军训。军训时，一律身着军装，手拿梭标，身背马刀，到东门坝子和北门校场训练场参加军训。邓县长本人也带头身着军装到场督训。
北门河是县城居民饮用水的重要来源，因失于竣淘，河床淤淀，冬季缺水，饮用困难。民国25年冬，邓虎章将北门河划成几段，街道居民分段包干疏浚，并亲自率全体公务人员参加淘河，使河水变得干净清沏。
为了查禁烟毒，邓虎章常在夜间带领人员巡逻，查出吸食鸦片者，给打手心，并严词训诫，限期戒除。为了教育从政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主张县府秘书室办了一个《县政月刊》，每月一期，除通报当月机关工作内情外，还对公职人员如何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为国献身，廉洁从政发表政论文章，他亲自撰写的《论廉洁政治》的文章，深深地感化和打动了广大公职人员的心，影响十分深刻。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当邓县长离任时，县府机关职员和全城百姓代表依依不捨，落泪为他送行。从县府大门起直到外西街口，沿街百姓像欢送任政格县长一样，家家门前自发地摆了一盆清水，里面放了一把镜子，以表彰他在营山工作“清如水，明如镜”的崇高美德。临别时，县府职员提出要求，为了纪念他在营山的政绩，跑遍了营山的山山水水，希望他留下他常穿的那双旧靴子作为纪念，他欣然同意。后来，县府机关职员们将邓县长留下的那双旧靴子放在县府大门上方一个四方空穴中作为楷模。这双旧靴子直到解放后1951年土改后，县人民政府重修大门时才被折除。
邓虎章思想进步，心向共产党，民国28年（1938年）去了延安。后来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在绵阳师专教书，后为成都市政协委员。
两袖清风的王进之
河北阜平人王进之，1950年1月任中共营山县委书记，兼任地方武装营山县大队政委。他在营山虽只工作了4年零4个月，但他的清廉的品格和务实的作风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心里。
王进之来营山时，一家三口住两间约20平方米的旧平房，小间是卧室，大间是办公兼会客的地方；大间陈设简陋，一桌一椅，还有一张可坐四人的旧长藤椅。上级给他配发了一台收音机，他叫人放在秘书室，让大家收听。他的衣着常是一身灰色布料中山装和一双小沿口青布鞋。他在中灶食堂吃饭，爱人周爱莲（县团委干部）及孩子在大灶食堂就餐。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南充地委书记孙先余和爱人先后来过营山，都是在中灶食堂吃饭，陪客只有原中灶食堂吃饭的王进之和陈子森等县领导，酒还是他自己带来的。对上级领导王从来不搞迎送。他下乡都与干部同吃同住，每次离开时总忘不了问身边工作人员：“我们的伙食费交了没有？”
1950年底，王进之带领县上一批干部到岳池参加土改试点工作，担任罗渡、中和两区的分团长。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孟玉山在中和区具体负责。不久，中和发生反革命暴乱，跟在孟身边的区财粮是个暗藏的反革命暴乱分子（后被镇压），孟未觉察，险遭暗害。孟在工作中也曾违反政策，吊打过地主。对此，土改试点结束的整团会上，王书记首先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孟深受感动，在会上自我检讨痛哭流涕，不仅教育了孟本人，也教育了土改团全体干部。
王进之的警卫员柳仲才是南下的解放军战士，过去穷没读过书。进城后，王经常手把手地教小柳认字、写字。两年后，柳就能读书看报、写学习心得和家信了。1952年，川北军区调柳回部队任职，柳不愿离去。王书记耐心地做小柳的工作，教育柳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组织安排，并亲自给柳整好行装，为柳送行。分手时柳眼泪滚滚，一步一回头，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1952年县供销社筹备社员代表大会，副县长兼县供销社筹委会副主任刘天胤作工作报告。报告中对农民阶级落后的话讲得过多过重，且措词有些不当，引起了与会代表严重不满。情况反映到了县委，当时兼任县供销社筹委会主任委员的王进之，晚上即把刘请到家里促膝谈心，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改革运动中的许多事例说明广大农民群众高贵品质。这是农民的主流，农民落后的那一些是支流，是教育问题，也是我们工作重心所在。在他的耐心帮助指教下，刘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就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由于刘态度诚恳，认识深刻，获得代表的热烈鼓掌，许多代表称赞说：“刘副县长知错能改，是个好同志！”
1953年，县上推广红苕优良品种南瑞苕，育种季节过了，可县上还有几万斤种苕没发出去。王进之知道后便把负责这项工作的马永雄叫去，分析原因，要求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种苕发到了老百姓手中，减少了损失。之后，王书记严肃地对马永雄说：“由于我们工作不踏实，给农民造成了这么较大的损失，这个教训我们要好好吸取。工作不踏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树立得不牢。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人民，才是人民的好干部。”马心悦诚服地认识了错误，进一步加深了执政为民的认识。
1952年秋的一天中午，团县委几位同志用稿费吃凉粉，王书记有保姆带着王的女儿路过。大家问小姑娘吃不吃凉粉，她说怕辣不吃。于是大家便把剩下的稿费给他称了一包花生糖。王书记回家，发现孩子在吃糖，忙问保姆：“糖是哪来的？”保姆说是团委刘俊丰叔叔买的，王立刻拿出一元钱，叫保姆给刘送去。刘不收，保姆着急地说：“王书记家教很严，你要是不收，王书记又要批评我。”有一次，刘君予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顺便带王的小女儿逛逛商店。小孩子在玩具柜台边止步不前，刘问她：“要不要洋娃娃。”她没出声，看来是想要又不敢要，刘还是给他买了个洋娃娃。第二天，周爱莲给刘送去二元钱，并说：“王书记叫你收下！”
1953年3月，县上召开首届青年团代表大会，大会包了一场电影，团委的同志给王书记家送去三张票。第二天上班时，他亲自到团委办公室补交了两张电影票钱。并说：“我爱人是团委的干部，可以看团代会的公费电影，我同保姆不该享受。这两张票的钱，你们一定要收下，今后也不要再送票了。”
1954年，组织上安排王书记到成都工作。但王书记一心为民的清廉务实作风却永远留在了营山百姓的心中。
乐善好施的廖次达
家住大东街的廖次达先生，家境清贫，青年时代跟人学做土布、棉花生意。尔后在靠亲友资助下，得以自主经营。开起了“大生庄”商行。由于他为人正道谦和，以诚信和薄利为本，发展很快。他的土布、棉花生意远销通、南、巴和成渝各地。赚了钱，他却不忘劳苦大众，他把钱大都用于慈善事业。民国25、26年，人称丙子丁丑年，营山大天干，田土龟裂，秧栽不下去，十余万饥民逃荒求食。他主动与县政府配合，在北门桥头、城墙脚下设施粥点，赈救灾民。同时，他在北观梁西侧开设坟园，修建尸骨塔为无数的劳苦大众死后进行掩埋，对无钱买棺木者，他施棺材，与外西街开木材行的张国治联通，他施的棺材统一记帐，由他支付。之后，他与县城绅士唐特生在西门于家祠侧创办救济院，吸收几十名鳏寡孤独的穷人入院保吃保穿。当年，他被选为营山县慈善会会长。民国32年，他还捐资与四川省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在文庙创办晋德中学。民国35年，他又在桓侯宫（今县供销社处）创办贫儿院，吸收五十多名孤儿入院。为了解决孤儿学艺有成，他亲自去重庆购置纺纱车、织布机、打草鞋机等数十台，供孤儿学技术。他一生为穷人谋福祉的崇高美德，为广大百姓所爱戴。有一年百姓送了他一个“为善最乐”匾，世称他为“廖善人”。
民国年间，廖次达先生对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他都坚决抵制。比如民国30年，当年，全县风调雨顺，农村五谷丰登，农民有余粮，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卖米，小北街沿街米袋子堆集如山。由于卖米的人多，形成市场价格疲软，一些投机商搞投机倒把，实行压价收购，农民叫苦不迭。廖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决定拿出在土布棉花生意上的钱，比市场价还多五分收购大米几十石，有力地刹住了投机商的歪风。异年，全县农业欠收，市场大米供销紧缺，投机商以高出原市场价一倍的价钱在市场出售。廖先生针锋相对，又将原收购的大米投放市场，按原收购价出售，既平抑了物价，又缓解了市场大米供销紧缺现象。从民国30年至38年，只要哪一年市场大米供销出现问题，廖先生都出面干预，深得县城民众的欢迎。
1949年12月，营山解放后，廖先生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将做生意存的黄金白银无偿交给国家，尔后又将成套银器捐献用于抗美援朝。由于他德高望重，解放后，他历任县解放委员会委员、工商科、民政科副科长，县一、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和八、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他85岁高龄时，仍坚持天天从磨子街家中走路到人大上班。1992年9月，在他96岁高龄辞世前，他向组织申请，死后坚决火化，不开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并写下遗书，告诫身边的儿媳说，他死后不要通知在外地的亲属和子女，以免影响他们的工作，也不要向组织要安葬费和抚恤金。同时，他还嘱咐身边儿子廖杰说，将他的仅有八千元的存款无偿献给师范附小作为该校设立奖学金用。他的崇高思想品德受到世人敬仰。
廉洁勤政的吴显仁
吴显仁是营山三元乡人。1979年中共营山县委恢复纪律检查委员会，他当选为书记。1984年机构改革时，他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县委为发挥二线老干部的作用，成立视察室，吴显仁任视察室副主任至1989年6月退休。
吴显仁勤政务实，作风深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一直工作在条件艰苦的区乡，常年走村串户深入群众，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他衣着简朴，常穿草鞋，言谈随和，喜与群众说心里话，因此他走到哪里就得到哪里的群众拥护和爱戴，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草鞋书记”。
其实，吴显仁从事纪检监察方面的工作，还可追溯到多年前。新中国刚成立，吴显仁就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战斗，他参加并领导了三元乡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大量工作。1956年2月至1958年3月调营山县肃反办公室，参加全县肃反工作，后任营山县监察委员会秘书。
1965年12月，吴显仁当选为营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如既往坚持下乡，扎根基层、深入实际，与基层干部群众生活地一起。1966年7月，他任县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带领人兴修水利，抵押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吴显仁廉洁勤政，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他始终牢记“正人先正已，不能正已焉能正人”的古训，凡是要求群众、部下做到的事，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他对家属子女要求更是严格，他自己不为家属子女谋私利，也不允许他手下的人为他的家属子女给方便。他常常教育子女不能养尊处优，要凭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去参与社会的公平竞争。在他的管教下，他的子女参军或参加地方工作，没有一个是凭关系照顾进去的，还有子女一直在农村当农民。
吴显仁工作中坚持原则，刚直不阿，说真话、办实事，言必行、行必果。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新编《营山县志》的县级审稿会上，很多与会者对“县志稿”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记述持谨慎态度，而吴显仁却要求秉笔直书。他说：“我们如实记述了，不仅不会给我党脸上抹黑，相反，还会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而改正缺点，避免类化为的事件在我党历史上重演。”听了他番言之有理的发言，会议通过了“县志稿”对这一事件的如实记述。
吴显仁干事大公无私、公而忘私。1997年7月1日，为庆祝党的生日和迎接香港回归，他将多年积攒下来的2000元钱用于缴纳党费。随后又给营山县希望工程捐款4000元。对此，南充电视台、《南充日报》、《晚霞》杂志、四川电视台等报刊媒体相继作了宣传报道。吴显仁辛劳一生，于1998年8月因病逝世，终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