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屁”与“拍马”
画家中绘驴画马者不少，但擅画猪者却寥若星晨。尽管猪于人之益不下马驴，且臃肿的体态颇有王者气相，但其毕竟常混迹于溷浊之中，动辄浑身污秽，臊臭不堪，难怪大师们对其格外淡漠。猪尚且如此，屁不入诗也当不容置疑。这一来是因其无踪无影，形迹可疑，不好描摹；二来是因为它最难免俗，其难闻之味使人胃口倒吊，惶惶不敢近前。由此我想，世间恐怕难有“颂屁”之徒吧。
然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颂屁”者不仅有之，而且绝非个别。近日得闲，偶然翻到一首柏杨的小诗《闲坐》：“窗外雨打无芭蕉，小鸟欲唱缺树梢，饭罢闲坐全无事，忽然一屁惊睡猫”。尽管这与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中那“屁”字的用法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也不愧为一首好“屁诗”。又据赵南星《笑赞》云：一秀才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不仅不掩鼻远之，反而随即吟道：“高竦金臀，弘宜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麝香之至。”这马屁拍得多富有诗意。我想，阎王听了定会舒服惬意、神魂颠倒。果不其然，阎王闻之大喜，遂放秀才生还，并增寿十载。秀才闻屁献诗而得以苟延性命，实乃天下奇闻笑谈。
由秀才的“屁”下成章，我又想起了汉代那个善拍马屁的参知政事丁谓。一次，他有幸与宰相寇准共进午餐，寇准不小心被菜汤弄脏了胡须，刚一皱眉，丁谓就抢先一步替上司揩去了饭渍。这马匹该是拍得恰到好处了吧。非也。最识时务的“拍马”者莫过于不露声色、不着痕迹。据说，拿破仑最讨厌别人拍马，但有个随从在众人面前对他说：“将军，您最讨厌别人拍您马屁吧。”拿破仑听后非常高兴。你看，这聪明的随从马屁拍到了何等程度。赞美是拍马屁的重要一环，有时轻描淡写不露痕迹的一句溢美之辞，远胜过请吃送礼之类的溜须拍马。此谓角力不如角心也。由此看来，拍马屁也有等次之分。低级的毫无技巧可言，抡起巴掌一顿瞎拍，可能次次拍在马腿上，说不定还会被蹶马蹄子。中级的先摸透马的脾气，马儿爱吃草他就瞅准时机喂草，马儿屁股痒他就赶紧挠一挠。然高级的绝非如此，马儿吃惯了草，可他却弄来一袋西洋参，要马儿试试美国货。马儿屁股痒，他就带马儿先到北海道泡泡温泉，回来还送一份小礼物：菲力浦电动痒痒挠。
现实生活中，秀才、丁谓及随从之流绝迹了吗？我看未必。在当今社会，此类人依然大有市场。且不说那些明显的溜须拍马、阿谀逢迎者，就连不少贪官污吏、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者，也莫不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其“拍马”壮举的。据说当年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身边的李真，就是这样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除此之外，在“拍马”行业中，因畏权势而称颂平庸者有之，为仕途得意而奉承官长者有之，为个人得宠而赞美无能者亦有之，不一而足。诸如此类“拍马”者，无不皆有“颂屁”之嫌。
由是观之，“颂屁”与“拍马”可谓孪生兄弟。“颂屁”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实质上是想把“马屁”拍得艺术些、高雅些，让“臭屁”也有“文化味”，以使自己得到提拔、晋升，或哪怕一丁点儿的蝇头小利。其实，“马屁”拍得再好，充其量是个“马屁精”，纵然一时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但终不是长久之计，日久天长，其小人嘴脸定会毕现无遗，甚至可能是飞得高、摔得重，乃至跌入地狱。因此，奉劝那些“颂屁”与“拍马”者，在注重精神文明和强化反腐倡廉建设的今天，自觉“停职”反省，少耍“小聪明”，争做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实干家。
“打虎”刍议
近日得闲，偶翻旧时所集《法制日报》，一幅漫画令人忍俊不禁。五位“勇士”围住一只老虎，发誓非打不可、绝不姑息，而高举的“哨棒”却迟迟不肯落下。原来，这“武松”面带微笑，背向老虎，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故而老虎敢端坐其中，高翘尾巴，泰然自若。于是，我想起了《水浒传》中那位打虎英雄。当年，景阳冈上“大虫”出没，残害百姓，且有一扑、一掀、一剪之绝招，真可谓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可武松硬是凭一根哨棒、一双拳头和一身正气，把“大虫”打得七窍生烟，命丧黄泉。
现代“武松”与当年武松有何区别？吾以为关键在于是心慈手软还是敢动真格。时下，反腐倡廉建设方兴未艾，那些贪污受贿者，被视为经济领域里的“老虎”。面对这些“老虎”，本该像武松那样，使出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这根“哨棒”予以严惩。然而，在一些特殊“老虎”面前，“武松们”要么围而不打，要么打而不狠，或者干脆不围不打，放“虎”归山，像漫画中那只“老虎”一样怡然自得、毫发无损。君不见，上世纪50年代贪污受贿数百元便是“老虎”，上千元便是“大老虎”，就要吃官司、蹲大狱，受到法律严惩。而今，一些地方贪污受贿数万元者连“虎崽”都算不上。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只要撒下“关系网”，使出“大虫”一般的绝招，照样逍遥法外。这些“老虎”不仅吞噬国家财富，而且对通货膨胀、经济秩序的混乱与破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对这些害人害己的“老虎”围而不打，或者大发慈悲打而不准、打而不狠，甚至姑息养奸、纵容作恶，那么，共和国的经济大厦甚至政治基石，都很难说不被这些可恶的“老虎”吃掉。
一言以蔽之，如今的“老虎”不打不行，像刘铁男、马超群一类的“小老虎”理当除恶务尽，而像周永康、徐才厚之类的“大老虎”更是非打不可。而要“打虎”，最好的办法就要像昔日武松那样，哪怕“老虎”特殊得是皇亲国戚，也要敢动真格，痛下杀手。同时，还要学学那阳谷县令，“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打虎者有赏，不打者严惩不贷。唯如此，“武松”才会逐渐多起来，害人的“大虫”才会逐渐减少直至绝迹，“景阳冈”也才能真正成为和谐太平的盛世乐园。
马年话猫
通常，龙年说龙，蛇年说蛇，猪年说猪，狗年说狗。按此规矩，马年就该说说马了。把猫拿到马年来说，似乎有悖常理，何况猫呀鼠的早被人们说得不耐烦了，现在又拉出来乱弹一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我想，这种担心肯定不是多余的。不过，文章师造化，管它猴年马月，既然在马年里想起了猫，那就丢下马儿说说猫吧，一吐为快总比老是把话憋在肚子里强得多。
猫是鼠类的天敌。一说起猫，自然就想到鼠。宋代陆佃在《埤雅》中说：“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足见猫与鼠自古就不共戴天。相传，简州有神猫，绘其形贴于室内，鼠见之掉头便逃。然而，时下的猫似有变异之嫌，其逮鼠天性日渐模糊。君不见，怨猫不尽职、尸位素餐，或言猫鼠联姻、同流合污，或斥猫已蜕化、变成了“鼠”者，大有人在。其实，猫不逮鼠并非天性变异，而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翻翻《辞海》：猫，哺乳纲，喜捕食鼠类。众所周知，猫比鼠大，根据“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自然规律，猫捕鼠吃当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转而一想，倘若小猫遇上大鼠呢？或许就无可奈何了。民间早有“八斤半大狸猫才能抓住千斤鼠”的传说，蒲松龄也曾讲过“宫中有硕鼠，而遍求民间佳猫以治”的故事。可见，小猫对大鼠有如懦夫对拳王，甚而至于以卵击石。时下，在政治经济领域，恰恰有些“老鼠”要么硕大无比，要么肥得流油，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财大气粗的“老鼠”，更没把“小猫”放在眼里。“猫”小“鼠”大，力所不及，此乃猫不逮鼠之故也。
自古以来，为患之大莫过于鼠。齐桓公曾问管仲：“治国最怕什么？”管仲曰：“最怕土地庙中的老鼠。”可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大概早已就成了定论。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一种反常现象：猫辛辛苦苦捉住一只老鼠，主人非但不褒奖，反而为鼠开脱说情，或以主子身份强行将鼠放掉。记得报上曾披露过的许昌市工商局局长，因查处百万“官倒”而被免职的例子就是明证。由此看来，因主子偏爱，打鼠保鼠，有时恰恰是猫的又一大难言之隐。
如今，一些地方鼠害猖獗，而猫却寥寥无几，常常处于众鼠包围之中。俗话说：“好虎架不住一群狼。”“猫们”的命运也是如此。那些处于老鼠围困之中的猫，只能是被动出击，疲于应付，结果自然是逮了少数、跑了多数，逮住小鼠、跑了大鼠，堵住旧洞、出了新洞。猫少鼠多，寡不敌众，这也不能不说是猫的又一大苦衷。
总而言之，要想猫好逮鼠、勤逮鼠、多逮鼠、逮大鼠，首先要善养猫、勤养猫、多养猫、养大猫，同时还要爱猫、扶猫、护猫，为猫保驾护航，撑腰壮胆，让主人给猫放权，为猫创造一个良好的逮鼠环境。近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据中央纪委通报的“2013年反腐成绩单”显示：18.2万名官员受党纪政纪处分，逾3万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正如中央纪委《2013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称：“从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败力度，近三十年最大。”诚然，近年来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老鼠”纷纷落网，可谓形成了一种猫逮老鼠的大气候。由此我想，马年里乃至马年后，人们将会更加理解猫的苦衷，更加肯定猫的作为，更加支持猫的行动。让猫们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把老鼠捕捉得干干净净，这不仅是“猫们”的真实想法，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愿景。
杀“鸡”与杀“猴”
孩提时，常听大人说杀鸡给猴看，总不明其意。鸡与猴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把鸡杀给猴看？后来逐渐明白，杀鸡儆猴也。转而一想，为何只杀鸡儆猴，而不杀猴儆鸡？翻翻《动物志》，上面写得分明：猴，野生，脑子活脱，四肢灵巧，且喜群居，颇通关系学要诀，恰如权贵。鸡，家禽，温驯木呐，不善争辩，凡事忍让，即便反抗也无伤大体，一如草芥。况物以稀为贵，鸡多猴寡，少数“猴爷”凌驾于王法之上，“鸡民”百姓自然就任人宰杀了。
然达尔文进化论则讲，所有物种均相互平等，并没有附注鸡多就该受奴役，猴寡就该享特权。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也写得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鸡民”一旦触犯刑律，自然是该绳则绳，该杀则杀；而“猴爷”一旦以身试法，也应毫不留情，依法绳之。此乃“猴爷”犯法与“鸡民”同罪。否则，就有刑不上“猴爷”之嫌。
但是，现实并非“伊甸园”。总有胆大妄为而以身试法之“猴爷”，或在违法乱纪之后，演绎出一幕幕令“鸡民”小辈叹为观止的权法较量好戏。可惜，那些“猴爷”最终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原江西一副省长、河北一省委书记、全国人大一副委员长、中央军委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一常委，不都是曾利用手中特权，凭老资本大肆索贿受贿、以权凌法吗？结果，自然是法战胜权，堂堂“猴爷”也当啷入狱，最终身陷囹圄甚至丢了脑袋。这样一来，一些看权法之争如看好戏的“鸡民”小辈，更臣服于法的威严，就连那些“猴爷”们在法律面前的得意之形也大有收敛。“猴属不杀之列”的陈腐观念，在“鸡民”和“猴爷”中也渐渐被予以破除。
主张杀“猴”，并非对“猴”有什么宿怨积仇。其实，“猴子”智商高，善于钻营，只要钻入人间正道也并非坏事。杀“猴”的妙处绝不仅仅只是儆“鸡”，应其脾性，以使浪子回头也未尝不可。孙猴子不是也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吗？在他遭受观音致命一击、反躬自省五百年后，痛改前非，反而成了神猴，得一身正果，此乃不也是“杀猴”之妙吗？
不走“夜路”不闯“鬼”
俗话说，久走“夜路”必闯“鬼”。这种“夜路”大概是指那些心术不正者，偷偷摸摸搞歪门邪道，诸如搞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吧。这种“夜路”走多了，便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丑行大白于天下，或违背道德者遭人谴责、唾弃，或违反党纪条规者受到纪律处分，或触犯刑律者则被绳之以法。那么，倘若不走“夜路”呢？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心正不怕影子斜，当然也就谈不上闯“鬼”了。
说到不走“夜路”，我便想起了古人拒贿的故事。北宋宰相王安石颇善诗文，一个地方官以为他喜爱“文房四宝”，为投其所好，给他送去一块砚台，并当面对他说，这块砚石真好。王安石问，好在哪里？那人说，呵之可得水！王安石却笑吟道，纵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那人只好带着砚石羞愧地溜之大吉。清朝康熙年间，张清恪是个有名的清官，他以政绩优异提升为督抚，门生故吏、至亲好友闻讯后，纷纷携礼来见。张清恪依照“常规”，将送礼者悉数拒之门外，对所送礼品礼金不纳分毫。为了杜绝纷至沓来的送礼人，他写了《禁止馈送檄》高悬堂上，让送礼者望而却步，心生畏惧。
封建社会较为明智的官吏都能如此清正廉洁，断然拒贿，不走“夜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我想，我们今天共产党的干部是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吾以为，我们的各级领导、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仅应该做到，而且还应该在此方面做楷模、树标杆。奉劝那些走歪门邪道、搞不正之风者，学学古人为人正直、光明磊落的清廉品格，切不可走“夜路”去闯“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