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留铭》内容很简单，而我却读了很久很久：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史书记载：《四留铭》为王伯大撰写。王伯大，南宋末年士大夫，官至参知政事。字幼学，号留耕。宋长溪赤岸（今福建霞浦松港赤岸村）人。王伯大出生于官宦家庭，是首任长溪县令王怀铎之后裔，嘉定七年（1214年）中进士。王伯大当任过很多高官，但身上没留一点官宦习气；一生被贬好几次，但从没有因此而消沉。晚年的王伯大回到家乡，在家乡建了座“留耕堂”， 并作《四留铭》。保佑元年（1253年），王伯大逝世，授谥号“忠文”，墓葬于今霞浦牙城稚溪村境。
王伯大《四留铭》的大意是，要将自己无限的智慧贡献给社会，将自己用不完的俸禄还给朝廷，将自己没有用尽的财物送给百姓，将自己没有享尽的福留给子孙。
自王伯大撰成《四留铭》后，他的“四留”名言就逐渐流传社会，形成“留余”思想，这种思想产生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深入人心。
智慧献社会
王伯大撰写《四留铭》，是在诚心的教导人们应该给社会“留余”些什么，教人，特别是当官者修心养性、修齐治平，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社会多作贡献。
王伯大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嘉定十年，江西靖江县一带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当时的王伯大正以国子正身份知饶州临江军。面对这场大饥荒，王伯大亲自深入灾区，实地调查灾情，然后根据灾民不同情况，他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为标志，张榜公布灾民名单，迅速将存留的有限救济款公开公平合理的发放到所有的灾民手中，使许多灾民生命得救。王伯大深知自己为官一方，就得为一方人民生存负责。存留救济钱，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地方的社会安定，任何官员都不得占有国家的这份“余留”。 王伯大以自己的无私和智慧，公开公平合理的把救济钱发放到需要急救的灾民手中，获得了百姓的信任和社会的安定。
王伯大的这种社会贡献观，与当前和谐社会观、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实现中国梦的追求观是十分相近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讲求社会安定、和谐、文明，当官必须要为民作主，心中要有追求发展的梦。许多好官也多是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制约自己，来激励自己为社会服务。
当前，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居于世界第二位经济体。然而，盛世也要有忧患意识，越是升平盛世，越要有“留余”思想。我们应该看到发展中面临的隐患：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经济，“吃光祖宗饭，断绝子孙路”，牺牲大片农田，破坏生态环境，不讲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到处掠夺式的建筑和开发，竭泽而渔……使社会发展失去平衡……
拜读过王伯大的《四留铭》，会惊奇的发现，其内容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前社会的深入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需要平衡发展，需要有“留余”这一思想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怀着“留余”思想深入社会改革。要知道，“留余”思想将给官员指导社会改革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忠心奉国家
王伯大一生虽多次被贬，但他骨子里要对朝廷的忠心永远没有改变。他的《四留铭》是在向人们倡导要对国家负责，特别是要让当官者懂得让利于国、兼济天下。《四留铭》正是浓缩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精髓，彰显着儒家思想文化的风骨。
许多人从朝廷回来，总要衣锦还乡，光耀门庭，用朝廷的俸禄大展排场；而王伯大本为朝廷高官，归来竟是两袖清风。王伯大弃官回乡时，身上没有很多该带回的朝廷俸禄，而是将多余的俸禄留给了朝廷。到家乡不久，他又拿出所余的钱，在家乡建了个“留耕堂”，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将自己的“留余”思想，继承弘扬下去。
无论何时何地，王伯大都不仅仅是将自己用不完的俸禄还给了朝廷，而且还一并将耿耿忠心这一份珍贵的“俸禄”，也献给了朝廷。
端平三年（1236年），王伯大本为朝廷大局着想，“直谏”皇帝，面奏《上理宗极言逸欲败德等弊疏》，文中写道：“……忠臣恳恻而言之，志士愤激而知之，陛下虽日御治朝，日亲儒臣，日修词动色而终莫能弭……”不料，被从京都贬到婺州（今浙江金华）任知州。任满回京后，因执着“直谏”，又连遭两次被降职降级。后调回京城，升刑部侍郎。此时的王伯大本应要接受先前“教训”，圆滑的做官好了，可他的那颗忠心还是不愿改变。为了朝廷，他坚持“直谏”。可想而知，结果又是被权臣弹劾罢了官。
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王伯大虽身离京城，但依旧不改初衷，一直在惦念着朝廷的安危，一副赤胆忠心始终在等待着为朝廷奉献自己的忠心。
天地有眼，淳祐三年（1243年），朝廷终于想到王伯大的智慧和才能，又奉调他进京。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任了代理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侍读。淳祐七年，又被升任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可是，王伯大的心还是没有变圆，总是急着要为朝廷献计献策，一定要把自己的才能和忠心这种“俸禄”奉给朝廷。他坚持直言不讳，继续向朝廷“直谏”。结果，入阁还不到两年，又被贬为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不久，无奈退休还乡。
王伯大仕途起起落落，坎坎坷坷，但他从不担忧自己的艰难处境，从不像别的官员那样圆滑做官和为人，他首先想到的总是朝廷的生存。为了朝庭，他可以不留皇帝情面，可以不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向高最统治者“直谏”。
如今面对国家建设，那些“裸官”们能否从王伯大对朝廷的忠心，获取到对国家的爱心呢？
财物给百姓
王伯大退休还乡后，一颗心全落在家乡百姓身上。听说家乡要建造营田陂，他就果断的把自己所剩的钱捐献出来。由于他的带头捐献，家乡兴建营田陂十分顺利。营田陂建造后，家乡1000多亩农田长期受益，百姓年年有余粮。
王伯大将财物献给百姓的“留余”行为，为当官者树立了典范。然而，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官员对欲望的“度”失去控制，疯狂的追求超度的欲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尽心机，竭尽所能。一些人为了能获得某个官阶，不尽卑躬屈膝的贿赂；当了官后，又恨不得把官爵占尽，把手中权力用尽，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一些人得到了钱财，就不认钱财是来自百姓的血汗，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变本加厉的剥夺，几乎要把天下百姓的财富全归己有。
近段时间，巨贪高官纷纷下马……这些贪官、奸商和道德败坏者除了造成社会不安定外，更是给百姓带来了不尽的灾难：信仰迷失了，良心丧尽了，道德堕落了，人性扭曲了……
“人生不该风景占尽”，这是王伯大“留余”思想的形象劝说。当今，践行“留余”思想，就是要懂得把握好“度”字。一旦思想和行为超过“度”的界限，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有“留余”思想，官员心中就有了一条为百姓为治国平天下的准则。
做人、做事、做官都不能占尽财物，要时刻想到百姓，常想想该为百姓“留余”点什么。这就是王伯大在《四留铭》里留给后人“留余”的一个警示。
创业留子孙
王伯大官至参知政事，回乡却是两袖清风。王伯大从来没有想把自己没有享尽的“福”留给子孙，他给子孙留的“福”，就是让子孙吃苦受难，让子孙自己去创业。
王伯大嗣子王积翁和孙子王都中虽都按封建朝廷补了荫，但他们没有从前辈那里得到什么“留余”的“福”，他们整个人生辉煌全是由自己闯出来的。嗣子王积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终为国捐躯；孙子王都中也没有享受父辈留下的“福”，埋头国事，积老成疾，死于南归途中。
王伯大的一生，实现了他给子孙的“留余”，于是，他的《四留铭》闻名遐迩，其“留余”思想也随着延伸，扩大的到全国各地。
著名的河南省巩义市康百万庄园世代都是以赤岸王伯大的“留余”思想来教育子孙后代。庄园的祖先将王伯大的《四留铭》做成匾额，高挂在庄园的大堂上，以此来召训家族后人：人生在世，不要把事做绝做尽，把福禄寿财享尽占绝，要把一部分事情，一部分享受，留给需要它的人去做，去享用；不要让子孙一直沉迷在享受之中，要让子孙去创业，去开辟新的天地……“留余”思想逐渐进入后人的视野，沁润后人的心灵。“留余”匾帮助康百万庄园家族兴盛12代400多年，使“留余”思想为世人所敬崇。当人们在探寻康氏家族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咒语及为商三百多年长盛不衰的秘诀时，发现了长溪赤岸王伯大的“留余”思想，竟然有着如此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而如今，王伯大的《四留铭》的教育意识仿佛被人淡忘了。许多年轻人处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走在社会转型的轨道上，被纷纭复杂的矛盾所困扰、迷惘、痛苦、失落，失去了创业精神和毅力，许多长辈还宁愿为后代做“孩奴”“房奴”“车奴”，致使许多年轻人不堪重负，纷纷加入“啃老族”……这种“反食”的后果，让人不堪想象。
拜读了王伯大的《四留铭》，增添了许多人生智慧。《四留铭》是执政、经商、家教、为人的顺利和成功的秘诀。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很是需要《四留铭》中的“留余”思想。要夯实自己的经济硬实力，不能只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是需要有“源泉”的！
晚年的王伯大曾写下一首题为《赠戴石屏》的诗歌：“诗老相过鬓已星，吟魂未减昔年清；挥毫不著尘埃语，尽把梅花巧琢成。”王伯大老了，可奉献精神不老。无论时空怎样飞越，王伯大和他的《四留铭》都将永远让后人崇敬和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