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戈同志
罗瑞卿、郝治平和任白戈(一排右二)等在一起。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
从1930年代起，任白戈便长期从事革命文化事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工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大量译著马列文论。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繁重的党政领导工作之余，仍十分关注党史建设和川剧的发展，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任白戈的家境十分贫寒，毕业于南充中学。在《向导》、《中国青年》、《新蜀报》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入党。1927年3月，重庆工商学兵大同盟愤然于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国民政府怯懦而不能保国。军阀政府大肆屠杀以镇压游行，杀人愈千，制造了中外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重庆气氛由此骤然紧张，进步人士在接连不斩的搜捕中被迫转移，逃离重庆。4月，任白戈毅然接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竭尽全力，冒着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迅速恢复中断的联系，终于于1928年使四川临时省委得以成立。自此，任白戈开始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任白戈的革命生涯里，与沙汀相知相处最深。自1929年二人在上海横滨路德恩里一间简陋的阁楼里认识后，二人长期相处。据沙汀回忆说任白戈“不只是了解我的为人，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人几乎每星期必须见面，讨论读书和社会问题，之后，沙汀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除与鲁迅的指导有关外，“但与任白戈同志的相与不能说没有原因”。
1929年，任白戈、沙汀、葛乔、王义林寺九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辛垦”是英文“think”的英译，即要辛勤垦辛勤植之意。书店的第一批书目中就有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等。任白戈、沙汀在坚持办店方针以及实际业务上做了大量工作。任白戈先后翻译了《伊里奇的辩证法》、《机械唯物论批判》两书，沙汀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也由辛垦出版，二人又组织编辑刊物《二十世纪》，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
1929年，叶青初加入辛垦时，任、沙二人便坚决反对。之后，杨伯恺为在文禁加剧的情况下煞废苦心之际，叶青趁机同国民党当局拉关系、找门路，企图出版抵制土地革命的《中国农业问题》一书，为个人发迹寻找阶梯。任白戈、沙汀二人与叶青的冲突加剧，二人便“很快退出辛垦，就连家也搬了”。
任白戈经沙汀介绍进人左联后，二人又结成生死之交。
1949年后，任白戈历任重庆市军管会文管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席、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为西南经济建设筹划奔波，使重庆成为我国常规武器的重要生产基地，重庆老工业区由此得以全面持续地发展。
1981年8月，任白戈与沙汀又同时被授予四川省优秀作品荣誉奖。
1986年，任白戈病逝于成都。成都各界隆重哀悼其战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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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我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
1924年，我进南充中学时，校长是张澜，教务长是
我上南充中学不是读的职业师范班，那时连四年级的中学班已经分成三科了，一科是英算，二科文史地，三科体育美术音乐。这些都是毕业后当教员的。还有进修班，是准备考大学的。一律是四年制。开始办初中班，准备按新的学制，分初中高中两级办。（张秀熟同志插话：开中国之未有，一个中学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了）张澜的侄子张烈、现在南充的张墨生、还有后来的成都“二·一六”惨案中牺牲的胡景元，都是进修班的学生。罗瑞卿是农业班的，李鸣珂就是农业
我一进校就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因为我考试第一名，就当了班长，学生会是各班派代表组成，我因是班长的关系进入学生会。 当时学生会比较进步，做了许多事情，如办“平民夜校”，我在夜校当过教务长。利用寒暑假下乡宣传剪发、放脚等活动。我进校不久就卷入了抗捐运动。当时南充驻军是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是熊克武的残部，他管辖的地盘是很大的，保宁、南部、营山、南充、西充、邻水、蓬安、广安、岳池各县都属何光烈管。他要征收佃当捐，就是佃田当地的租约，都要他盖章收捐才算数，引起农民强烈反对，富农也反对。南充的学生就领头到四乡去打何光烈派出去的收捐专员，打死两个人，惹了大祸。何光烈说打死人要填命，找张澜校长交涉，到底具体是谁打死的，现在还查不出来，答应帮助查。何光烈要审判，张澜说审判可以，就由学生会派代表，派出任启愤和张烈当代表。代表又不是打死人的凶手，能审出什么结果，只不过给何光烈一个体面好下台，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件事以后，学生占张澜的势力可厉害了，何光烈部队放假都不在星期天，要和学生假日错开，他们和学生打架是打不赢的，所以叫做丘八怕丘九。
1924年南充还没有党团组织。1925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了吴季蟠和黄知风来南充，他二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吴是南充人，黄是营山人。他们住在南充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团，黄知风还负责营山的工作。他们表面是组织国民党，实际上主要是组建共产党和青年团。吴季蟠回来后，因任卓宣（又名任启彰）的关系认识任卓宣的弟弟任启愤。任启愤又介绍吴认识我，他们开始要我参加国民党。二四年我从任启愤处看到任卓宣从法国寄回的《赤光》杂志，思想已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原来对旧国民党印象不好，也不知道国民党改组的情况，我还不愿意。因为他们要依靠我通过学生会作学生的工作，决定要发展我，我便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是在“五卅”以后，那叫发展党、团组织，阶级观点并不很明确，在学生中只要品学兼优就行。在手续上和后来发展党员也不同，先是党内规划要发展哪些人，从实际工作中进行观察考验。认为可以了，先组织通过，然后同本人谈话，本人同意就发展，不同意就算了。二五年下半年开学，任启愤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青年团？我说当然愿意，他带我去找吴季蟠。吴对我说，你现在成为共青团员了，就要遵守铁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党的名字叫“C·P”，团的名字叫“C·Y”，代名词“党”叫大学，“团”叫中学。还交代现在要发展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组织，要我抓学生会的工作，暗地发展共青团。我当时对“铁的”二字没有正确的理解，以为犯了铁的纪律，就像四川的袍哥组织那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能要杀人，所以对纪律的遵守是很认真的。1925年到26年，我在南充主要做党、团工作，那时工作量比较大的是做国民党的工作，发展国民党员是比较公开的，开始就和国家主义派发生冲突。国家主义派发展组织在我们之前，教务长杨俊明（成都师大毕业），学监盛德滋都倾向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的成员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有钱有势。加之南充中学的国文教师讲课多用古文，国家主义派办的《醒狮报》是用古文写的，
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党派了黄埔军校毕业的李介（又名李公凡）回南充工作。我们在丝厂开展工人运动，丝厂厂长是盛克勤，是南充所谓的第一流绅士。丝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我和李公凡去帮助工人，参加工人方面的谈判，根本还没有谈判，李公凡就拿手杖打盛克勤，盛克勤就到驻军那里去告状。那时张澜已到成都大学当校长（当时成都师范大学闹学潮，学校开除了一些学生，学生就自动组织起来办大学，成都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聘请张澜去当校长。张虽仍兼南充中学的校长，实际是秦树风在主持），南充中学就没有以前那么硬。李公凡打了盛克勤，当时我在场，驻军师长何光烈声称要抓人，加以国家主义派因我在校发民国民党，千方百计要整我，我的处境比较困难。恰好这时何光烈聘请吴玉章同志到南充当嘉陵高中的校长，吴老应聘到了南充，巡视了国民党的工作，又巡视了我党团工作。吴老是四川的名人，一到南充各学校，军队都请他讲演，工作很忙，需要一个秘书，党组织派我给吴老抄抄写写。后来我给吴老说，我在南充处境困难，已站不住脚了。吴老说不要紧，站不住脚的就到重庆去读中法大学。我还告诉吴老，我交不起学费，伙食费也没有。他取出一张大名片（张秀熟插话：吴老当时叫吴永珊）在上面批写：“道融同志：介绍任煜同学来校，一切食宿由你安排。”道融就是杨伯凯同志，当时在重庆中法大学当教务长，吴老不在校就由他负责。拿了吴老的名片，暑假我就和王义林、王俊超一起到了重庆。我们三人都进了中法大学。王俊超和我是团员，王义林入中法大学后也入了团。那时中法大学只有中学部，教员有肖华清、杨伯凯等，我编在高二班。朱挹清同志亦是中法大学的学生。
二六年暑假，青年团就决定我搞学生会的工作。那时重庆有两个学生联合会。一是川东学联，一是重庆学联。川东学联会长是张锡畴，还有陶中平（后来叛变了，解放后叫陶季和，在重庆教书）。重庆学联会长是巴中学生熊飞（解放后改名熊义健，在巴蜀中学教书）。我在川东学联任常委，在重庆学联当副会长。二六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杨伯凯同志找我谈话，要我转党。当时十八岁就可以转党，那年我已廿岁了。由于工作需要，我就转党了。这时党团组织开办短期训练班，杨闇公就叫我去负责，大概是要在工作中考验我。训练班结束后，就分配我到重庆共青团地委搞宣传工作。1926年下半年，党的书记是杨闇公，组织是冉均，宣传暂时无人，好象曾净吾代理了一段时间。是年冬，钟梦侠从上海回来就搞宣传。冉均还负责工运，程秉渊是搞工运的二把手。共青团的书记是刘成辉，组织是蔡铭钊，宣传是我搞。党团名义上都叫地方执行委员会，实际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才正式使用呢？我记得是“三·三一”惨案前，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大肆污蔑，我们就正式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名义各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四川日报》登了，《新蜀报》没有登。周钦岳在《新蜀报》当编辑，但当不了家。漆南勋是个国民党左派，但胆小，摇摆不定。《四川日报》是牟炼先在那里负责，只要是发去的稿件他都登。钟梦侠来后搞党的宣传工作，他家里开当铺，有钱，西装革履，不会写文章，因此关于报刊文字方面的宣传工作，杨闇公都交给我做。如1926年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都由我作记录，还包括剪裁、整理和发新闻稿。
共青团三个干部，书记刘成辉有家，单独住在夫子池。我和蔡铭钊住在下半城的秘密机关。有天晚上，忘记关门，我的衣服被盗，第二天起不了床，闇公同志知道了就给我买衣服。后来听说当时他手中也没有钱，是把他夫人赵宗楷的首饰当了，给我买的衣服。闇公同志对人很和气，对干部的爱护是无微不至，他对同志既爱护，也批评。比如有次他在党团的会上作报告，说刘湘和杨森是速成系，邓（锡侯）、田（公尧）、刘（文辉）是保定系，军阀之间有派系矛盾，我们如何利用这个矛盾做工作。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冒冒失失的，我想这些话对教育下面的同志有好处，就把它整理出来印发下去了。他把我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根本不懂形势，这些军阀就真的革命了？他们就是要革命这样讲也不好嘛，给内部少数同志讲的，怎么就通出去了！赶快收回来！这是我受到他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1926年国民党在重庆有两个省党部，一个是左派省党部在莲花池，实际负责由杨闇公同志领导，出面是李筱亭，其他还有两个老人：吴匡时（吴玉章的哥哥）和邓懋修（邓颉刚的父亲）。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在总土地。左派省党部十一月在重庆召开代表大会，从二十五日起，开了十几天。会上杨闇公把我分在秘书处，负责记录和发布新闻。冬天一个时期，国民党甘乃光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省党部由吴匡时作青年委员会主任，我被派去作秘书，所以经常到莲花池。
1926年冬，我主要搞团的宣传，领导学生运动。以前当过团的城外部委书记，就是通远门以外的学校，包括中法大学、高工、高农、联中、美专等七、八个学校。
二六年下半年，中央通知派一些人到莫斯科学习。杨闇公考虑过派我去，我也表示愿意去学习，但工作走不开也就派张锡畴去。二六年冬，党中央以国民党名义派人到重庆，招考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学生，只派了一个主任陈维生来重庆，考试官都在重庆找，主要是川江师范和中法大学教师组成的，记得有肖华清、陈志中。党中央同时又来了一个指示，在招考工作中，要防止国家主义派和孙文主义学会混入学生队，必须加强政审，还要有人负责介绍，杨闇公同志指定我掌握政治审查。这时罗瑞卿同志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革命。我就帮助罗瑞卿考进了黄埔军校。中法大学考取了一批人，有徐彦刚、张锡龙等。成都大学的李正思也考上了，因工作需要，刘愿安不让他去。后来听罗瑞卿说，徐、张在红军中都当过高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还有几个女的，有游曦（中法大学学生）在广州暴动中牺牲，童幼芝（亦是中法大学学生，现尚在合川），胡兰畦（现在成都）。
1924年，吴玉章、杨闇公同志在成都成立了青年共产党叫“Y·C”，还发行《赤心评论》刊物。后来吴玉章、杨闇公正式加入了党，其他那批人自成一个团体，被称为赤心评论派。1926年，国民党（左派）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开会时，赤心评论社要求入党，双方在重庆谈判，杨闇公指定杨伯凯和我作我党的代表参加，赤心评论社是傅双无、吕寒潭参加。他们坚持集体入党，我们只同意个别申请入党，谈判不成，只好放一下再说。反正国民革命大家要合作，所以在成都方面，国民党市党部只搞一个，出面的事他们干，实际工作由我们做。他们搞了一个工会，我们也搞了一个。原来在成都有两个工会合不拢来，还是各搞各的，但要好好合作。钟善辅、刘亚雄、李宗林等同志就是我党在成都搞工会工作的。
当时，四川军阀迫于武汉政府的形势，纷纷要求易帜。蒋介石委任了几个军长：杨森为二十军军长，刘湘为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长，刘禹九为二十三军军长。刘湘盘踞重庆，杨森驻万县，从江北、长寿、涪陵直到夔门、奉节都属杨森的防地。这时党中央派了一批黄埔生到四川加强军队，胡存杰、傅炳勋（郭汝栋的妹夫）和郭汝瑰（郭汝栋的兄弟）都到了涪陵郭汝栋那里，李伯渠、穆欧仁派到万县。这时，我们还向军队派了一些政治部主任，如吴超然派到罗仪三师，尹绍舟派到郭汝栋师，黄知风派到向时俊师去当政治部主任，朱德同志到杨森部当党代表。有些学校也派了人去，李嘉仲派到万县第四师范当校长，陈志中到二女师当校长。许多学校的校长都换了人。以后国民党反共，有的政治部主任就跟着跑，真的当国民党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去了。
1926年刘伯承同志领导顺泸起义，派了一批黄埔生去，中法大学也派了一批学生去，如童功懋、戴育生等在战斗中表现很好。黄慕颜也参加了顺泸起义，他是黄隐的兄弟。四川有些军阀换了青天白日旗，打的国民党的牌子，本质上还是反革命，顺泸起义以后就看清楚了。邓锡侯赶快派兵占领南充，刘文辉派兵攻打泸州，但杨闇公还是争取对这些人做工作，刘、邓还派有人在重庆。真正和我们靠拢的是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向世俊和郭勋祺。郭在大革命时期叫郭勋，是青年军官，表现还不错，后来，“剿共”就反动了，是刘湘的模范师。二七年蒋介石派了三个人来四川作策反工作，就是卢锡卿、向青仁、李仲公（贵州人）。李回到贵州，卢在重庆，向到成都。卢锡卿在重庆搞两派，表面上拥护莲花池省党部，实际和总土地党部搅在一起，总土地主要是国民党右派石青阳等搞了。
顺泸兵变后，赖心辉没有军队了。他的二十二军军长，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在刘湘挂牌子。举行二十一军军长就职典礼时，把赖心辉挂上去（张秀熟：
1926年，许多县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党组织比较强的有綦江、江津、巴县、江北、涪陵、长寿、内江、合江、泸州、宜宾等。当时党的负责人是：
内江：黎冠英
宜宾：郑祐之、郑则龙
南充：吴季蟠
营山：黄知风（后来是郭竟皆）
邻水：陈俊三
綦江：陈翰平
合江：王旭生
江津：戴维师
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共产党员在老君庙开了一个九县团总的联席会议，九县联团的负责人是涪陵李蔚如。
1927年3月，为声援“南京惨案”，决定于
“三·三一”惨案后，大家纷纷逃散，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完全被反动派打垮了。巴县国民师范、川东师范等几所比较红的学校，我们的党团员和左派学生不敢回校，连铺盖都没卷走就跑了。《新蜀报》、《四川日报》也被打垮。党团地委的几个领导人，只剩下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和我四个。他们三个都想朝武汉跑，但重庆需要人作善后工作，清查死难同志，他们三个就推我作党、团临时特委书记，他们就跑了，工作由我来负担。开始我思想不通，认为钟梦侠二六年冬才回重庆，和学生方面没有接触，他的家庭也是个很好的掩护条件，党的负责同志死了两个，只剩下他一个，正应该留下。共青团刘成辉是书记，怎么把我这个负责宣传工作的留下来了，虽然思想不通，但组织服从，我还是担任了临时的特委书记。只是我在重庆只能昼伏夜出，行动受限制，大家议定詹正圣给我作助手（他才从上海回来，认识他的人不多），黄中元作交通。我在重庆呆了两个多月，先住在钟梦侠家，后来发觉有问题，我又搬到陕西街钟家的当铺去住了几天，接着住在黄中元姐姐家，就是傅烈同志他们在兴隆巷开会被捕的那个房子。
我在重庆把一些失散的同志找到了，恢复了一些基层组织，决定在涪陵去发动郭汝栋的部队打刘湘。我到涪陵是黄知风（向时俊政治部主任）的帮助把我送出城的。当时还有程仲苍（团妇委书记）和汪海若（市妇联负责人）两个女同志，也要离开重庆。黄知风派了三乘拱杆轿子，把她们梳妆打扮成两个军阀太太，说是向时俊部队军官的家属，我扮成副官，就这样混出了城。然后又护送我们从江北到长寿。向时俊驻长寿的一个团长王炳南，又派船把我们送到涪陵。当时涪陵驻军郭汝栋表现倾向革命，我们还派了傅炳勋、胡存杰等许多黄埔毕业生在那里工作，认为可以利用四川军阀来打刘湘。另方面，李蔚如在四镇乡还掌握了一些武装，涪陵呆不住还可以到李蔚如那里去，这是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后来李蔚如上了郭汝栋的当，郭是李蔚如的学生，他以商议共同御刘（刘湘）为由，诱骗李蔚如去同乐镇开会。结果李一去就被郭绑送给刘湘，并把尹绍舟礼送出境。我在涪陵住了一段时间，发动郭汝栋打刘湘的事不行。当时年轻幼稚，不知该怎么办。跑武汉不对，回重庆不行，我就和裴紫琚一道背起包袱经邻水、广安、岳池、安岳、资中、简阳到了成都，找到刘愿安同志。刘愿安是川西方面党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冬天开国民党（左派）第一次省代表大会时我认识他，觉得他很有才干。刘愿安住黄瓦街，李宗林同志当交通，我就把重庆方面的情况向刘汇报，刘也把成都的情况讲了。我问重庆方面怎么办，刘说没办法，只有等中央指示。他问我给中央打过报告没有，我说打过两次报告。中央的通信处是武汉长江书店“屈楚豪”，重庆党组织的代名。“三·三一”以前叫“慧”，下盖“人杰”的印章。团组织的代名叫“一名”，我在特委期间取的名字叫石光第。刘愿安说，先把川西的工作搞起来，我管党的工作，你管团的工作。那时成都的学校很多，每个学校都有团的组织，党的组织少一些。我记得郫县、彭县、安县有党的组织。我们在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里亦有些党组织的活动。邝继勋就是那个时候入的党。傅烈来川后在重庆，是中央派来的省委书记，同时派彭兴道作团省委书记。刘披云同志派来成都负责川西特委的工作，把刘愿安调去重庆参加省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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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的文艺工作生涯
一
重庆解放，任白戈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同时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在进军西南途中的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文学分队调入文教队的共80位同志，加上部队和中共重庆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组织接管国民党政府所属文化教育单位、重庆市属文化教育单位及大专院校，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为重庆市文艺工作团（后改为重庆市话剧团），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他坚定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示市文工团迅速排演话剧《红旗歌》，宣传解放后纺织工人的新生活；要求文工团到工厂、农村宣传、慰问演出，并组织小分队上街宣传禁烟禁毒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活动；及时创作一批活报剧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他十分重视培养文艺创作队伍和各类艺术人才。1950年市文工团根据他的指示，派石玺、石曼赴101钢铁厂（今重庆钢铁公司）深入生活；派副团长冯旭率肖培禧、彭友今、沙子铨、任然等到102厂（今重庆特殊钢厂）运输船队体验生活；派邬福康、邢志汶、吕佩芬到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学习；以后又先后派徐九虎、刘堃等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专业等等；无不体现白戈同志对这支新文艺队伍的关爱。他还要求市文工团全体成员到巴县铜罆驿区农村参观土地改革工作，加深对农村形势和农民的认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白戈同志一贯重视文艺创作。1951年，他指定市文工团团长李庆昇率领石玺、石曼、田广才、赵锵组成创作组赴101厂，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钢铁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工程技术人员，用自己轧制的钢轨修筑成渝铁路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剧本提纲拟订后，他提请市委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并定剧名为《四十年的愿望》。为了写好剧中的主要人物、语言和组织精到的情节，他特邀著名作家沙汀作指导，到完成剧本创作的关键时刻，为赶写一场戏，他竟然把创作组全体成员请到他的家中，亲自参加讨论，通宵达旦，连夜赶写，夜半三更，吩咐家人拿出准备好的锅魁、卤肉、和大家一边吃一边逐字逐句推敲修改。1956年，此剧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摹演出，获创作二等奖，演出一等奖。之后，由市文工团改建的市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嘉陵江英雄歌》（歌剧），话剧《红花朵朵开》、《苦水甘泉》、《比翼高飞》、《红岩》（改编）、《劳动万岁》、《重新报到》等，无不凝结着白戈同志的心血。
以文艺大队音乐、舞蹈分队为基础组建的市歌舞团成立后，白戈同志要求他们在深入生活的同时要向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学习、借鉴，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他指派歌舞演员、乐员学习川剧，将川剧名剧《放裴》改编为舞剧《放裴》，该剧被国家选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并获银奖；他指派市歌舞团的创作人员深入民族地区，编导了富有民间特色的舞蹈《秀山花灯》；还创作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舞剧《刘文学》和舞蹈《两把锄头》。特别是1963年创作的舞蹈《向阳花》，他在审看时建议演员手上的表演道具，由
